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，诸葛亮病逝五丈原，消息传回蜀汉，举国悲痛。这位鞠躬尽瘁的丞相，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，其治蜀功绩、北伐壮志早已深入人心。蜀汉境内随即掀起为其立庙祭祀的呼声，然而后主刘禅却两次驳回相关奏请。这段历史公案常被简单解读为刘禅对诸葛亮“怀恨在心”的报复之举，实则背后蕴藏着复杂的礼制考量与政治权衡。通过梳理《三国志》等史料，结合两汉祭祀制度与蜀汉政权的特殊背景，可窥见这场争议背后的深层逻辑。
争议缘起：从民间私祀到朝堂争议
据《三国志・诸葛亮传》记载，诸葛亮病逝后，“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”，民间自发的祭祀活动迅速蔓延。蜀汉百姓在街巷中设坛，少数民族于山野间遥祭，这种自发的情感宣泄，展现出诸葛亮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。随后，各地官员纷纷上奏，请求朝廷为诸葛亮立庙，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。这些奏请背后，既有对诸葛亮功绩的敬仰，也暗含着对蜀汉政权凝聚力的考量——诸葛亮的精神象征，或许能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，成为维系人心的纽带。
刘禅为此召集朝臣商议，最终以“违礼”为由否决了提案。这一决策引发后世诸多猜测，部分观点认为，刘禅在位期间，诸葛亮长期执掌军政大权，“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。刘禅名为君主，实则处于权力边缘，因此在诸葛亮死后，刘禅借拒绝立庙发泄积怨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忽略了蜀汉政权的实际情况。
诸葛亮主政期间，虽大权在握，但始终恪守臣道，《出师表》中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誓言，并非空谈。《襄阳记》补充记载，诸葛亮去世后，“邦域之内，咸畏而爱之，刑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”。可见诸葛亮在蜀汉上下享有极高威望，若刘禅仅凭个人恩怨否定其功绩，必将引发朝野震动。且史载“朝议以礼秩不听”，强调决策源于集体讨论而非个人意志，这暗示拒绝立庙背后另有深层原因。
展开全文
礼制枷锁：两汉制度下的祭祀禁忌
两汉时期，祭祀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石，严格遵循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的原则，祭祀权被视为皇权的重要象征。《汉书・郊祀志》明确规定，只有帝王及其先祖可立庙祭祀，臣子即便功勋卓著，也只能以“配享太庙”的形式附祭于帝王宗庙。这种制度设计，旨在强化皇权独尊，防止臣子声望过高威胁统治。曹魏政权延续汉制，魏明帝青龙元年，夏侯惇、曹仁等23位功臣被选入曹操庙庭配享，却从未出现单独立庙的先例。
反观蜀汉，诸葛亮虽为丞相，却以“兴复汉室”为己任，其北伐中原的壮举，将个人威望推至顶峰。若为其单独立庙，不仅打破“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”的礼制传统，更可能引发权力认知的混乱。当时蜀汉境内多地请求立庙，若一一应允，诸葛亮庙宇或将遍布州郡，而蜀汉开国君主刘备的宗庙却仅有成都一处，这种格局无疑会削弱刘氏皇权的正统性。即便后来有人提出仅在成都立庙，刘禅依然拒绝，根源在于成都作为蜀汉都城，刘备宗庙在此，诸葛亮庙宇与之并立，无论规模大小，都可能出现“喧宾夺主”的局面，威胁刘氏宗庙的独尊地位。从更深层次看，两汉时期的祭祀制度，本质上是通过对祭祀权的垄断，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等级秩序，刘禅的拒绝，实则是对这一制度的维护。
折中立庙：政治博弈的最终妥协
景耀六年（263年），距离诸葛亮去世已过去29年，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再次上书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：在诸葛亮病逝之地沔阳（今陕西勉县）立庙，且规定“凡亲属、臣吏、百姓等欲祭亮者，皆限至庙”。这一方案的提出，堪称政治智慧的体现。它巧妙规避了礼制与皇权的双重矛盾：一方面，将庙宇设立于都城之外，避免与刘备宗庙形成直接竞争；另一方面，通过限制祭祀地点，将民间自发的祭祀行为纳入官方管控，既顺应民心，又维护了礼制的严肃性。
刘禅最终采纳此议，然而此时的蜀汉，早已风雨飘摇。同年，曹魏大军南下，蜀汉政权宣告灭亡。尽管如此，沔阳武侯祠的建立仍具有标志性意义，它开创了臣子单独立庙的先例，也折射出蜀汉政权在礼制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。后世史家对刘禅的决策褒贬不一，有人批评其拘泥礼制、错失安抚人心的良机；也有人认为他坚守祖制，维护了皇权尊严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立庙之争，本质上是传统礼制与现实政治的激烈碰撞，深刻反映出古代王朝祭祀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复杂关系。它不仅关乎诸葛亮个人的历史地位，更映照出蜀汉政权在存亡之际的政治抉择，为后人理解古代政治运作提供了生动样本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